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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古今谈
提案,这一提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最著名的提案是1938年秋在国民参政会议上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提出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可谓字字千钧,被著名的新闻记者邹韬奋评论为:“寥寥11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的,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古今中外都有提案,我国的提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察诸史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但那时不叫提案,而叫“奏疏”。上“奏疏”的人不是“国民参政”的普通议员或现在的政协委员,而是侍御史、都御史、监察御史、谏议大夫等一类的“言官”,受理者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君。我国在辛亥革命前的两千多年以来,都是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政体,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需要,在吏、户、礼、兵、刑、工的“六部”之外,又设立了御史台、谏院、都察院等一类专门为从事监察、弹劾和向朝廷“建言献策”的机构,这些机构中的官员统称言官,又叫谏官。这些官员“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通掌弹劾及建言”、“品秩低而权限广”,是封建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职务和人物。
言官的官位虽不高,但他们的职责却是非常崇高的,代表了所有文职官员的共同信念,即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要向君主进献忠言,哪怕会有杀头的危险也要在所不惜。我国历史上的每朝每代都有这样的“苟利国家生死以”而不顾自身安危的“铁面御史”和仁人志士。朝廷对言官的要求也很严格,不是让你来光享俸禄而不从政、议政的,规定“一百日不言者,罢为外官。”但是对奏疏的要求就不怎么严格,上至军国大事,下至花鸟虫鱼,都可以“臣有本奏”,向皇上献上一言。如果皇上认为有参考价值,就在奏疏上画个圈或者写上“留中”二字,清朝皇帝则爱写“知道了”;如果皇上认为很重要,就提起御笔批上“着某部议处”,交由某部办理。由于对奏疏的内容和质量没有限制,又必须经常都要写,就出现了一些只图完成任务的庸吏和毫无意义的废话。这种人物、这些情况,历朝历代都有。例如,北宋徽宗时,有个名叫王平的监察御史,他在御厨房发现御膳中竟有一根头发,便气急败坏地上奏疏告状,且用词十分工整曰:“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状。”意思是说皇上的龙体是何等金贵,吃下去了怎么办?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严加惩处那些心怀叵测的御膳房的厨师。徽宗皇帝看后认为这虽是小事一桩,但“王爱卿忠心可嘉”,便赏绫50匹,使得那些同僚们既羡慕又嫉妒,背地里都称他为“弹发御史”。南宋高宗时还有个“鹅鸭谏议”。他是谏议大夫,在金兵南侵的紧急关头,却上奏疏建议禁止宰杀猪羊,同时还应禁止宰杀鹅鸭,以示皇上仁慈好生之德。金兵中有员大将号称“龙虎大王”,作战十分勇猛,于是,一位姓胡的侍郎便说:“这下好了,他有龙虎大王,我们这里出了个‘鹅鸭谏议’,足以当之。”从此,人们便把这个不知好歹的谏议大夫称为“鹅鸭谏议”。
明世宗嘉靖年间,有个御史说他看到街上各个茶食店铺做的糖饼子大小不一,“大者省工而费料,小者省料而费工”,因而建议要大小一样,既省工又省料。嘉靖帝看了之后在他的奏疏上批曰:“多事!”明宪宗成化年间,一位御史说京城车辆拉车的骡子和毛驴混杂在一起,而骡子性子急力气大,毛驴性子慢力气小,将它们混杂在一起驱使,有违上天造化之功,好生之德,恳请皇上“顺适物情”,让骡子和毛驴分道行车。明宪宗看了后一笑置之。明孝宗弘治年间,又一位御史上奏的“军国大计”说:京城的人爱穿马尾衬裙,因此公家的马匹经常被人偷拔马鬃和马尾,这样会贻误军机,应当禁止和革除好穿马尾衬裙的“陋习”。明孝宗批道“小题大作。”
新中国最早的提案是由李济深和郭沫若所提。1949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新中国的开国之会,立国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诞生。在会上,李济深、郭沫若等44位委员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的第一个一号提案。
经过60余年的风风雨雨,政协提案已成为民意表达的最佳形式,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每年全国政协开会时,各民主党派和委员们提出的提案中,凡涉及国计民生的提案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作者系云南省南涧县第一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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