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创办重庆第一家报纸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清廷任命宋育仁担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他得以赴欧洲，实地考察了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他眼见已实行工业革命的西欧各国，不仅物资生产发达，国民生活程度、教育程度高，而且武器精良，船坚炮利，非同小可。而此时的清王朝，还以“天朝”自诩，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不把西方列强放在眼里。如果发生战争，势必遭到惨败。他为此撰写《采风录》四卷，将所见所闻收录其中，以期唤醒国人，被誉为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他上书清廷，建议出奇兵反败为胜。并且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兵舰、鱼雷，招募澳大利亚水手组成舰队，从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但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可惜未被朝廷采纳。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细记述了此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1895年宋育仁回国，在北京参加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组织强学会，被推为都讲。他积极策划维新大计，提倡民主共和，主讲“中国自强之学”，所撰写的《时务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京城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1896年，宋育仁奉命到重庆主持四川商务矿务，设立商务局，兴办洋烛、煤油、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公司，致力实业救国。他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开办公司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这些主张，促进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时间，在重庆、成都、泸州等地，民族资本实业的创办如雨后春笋。

1897年，宋育仁在重庆创办了《渝报》，这是重庆历史上的第一家近代化定期报纸，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创办的白话报纸之一，它树起了维新旗帜，掀起四川、重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

《渝报》馆址先设在重庆城内白象街，后迁来龙巷，性质为民营，自负盈亏。宋育仁自任社长，杨道南为协理，潘清荫、梅际郇分别为正、副主笔。《渝报》办报方针，效法《时务报》和《湘学报》，以宣传维新思想、救亡图强为己任。该报以士大夫为主要对象，不设专职记者，而在各府州县委托一人采访消息，并代为售报。同时向社会征稿，并转载其它报刊的文章和消息。

《渝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鼓吹救亡图存，反对外国侵略；二是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提出“兴民权”的主张；三是主张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四是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新学人才。

《渝报》的宗旨为“广见闻，开风气”，通过报刊倡言变法维新，“去塞求通”，启迪民智，壮大维新运动。着力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披露中国危局，提出改革主张和方案，为国家富强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成为全川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
《渝报》刊登了宋育仁的《时务论》，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释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并转载了张謇撰写的《政闻录?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即如果把中国比喻为一棵树，那么，教育就是树上的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要想开花结果，根基则在兴办实业。《渝报》还详细介绍了梁启超的观点，梁启超反对科举制，认为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存在着“四弊二病”：“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渝报》办至1898年4月第15期后，因宋育仁应聘至成都主持尊经书院而停刊。

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中的四川人杨锐、刘光第是宋育仁的同道和好友，后者还是他的富顺同乡，他的悲痛可想而知。但辛亥革命得成功，对主张君主立宪的宋育仁来说，则是难以接受的变革。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成为成都颇有名望的“五老七贤”之一。1914年，宋育仁赴北京任国史馆纂修并主持馆务；1917年，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1920年，任四川国学会会长；1921年，任四川通志局总纂。晚年他隐居成都东郊狮子山“东山草堂”，一心修志著书，不问世事，编撰完成了《四川通志》初稿与《富顺县志》。1931年12月，宋育仁因病去世。

宋育仁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他所创办的《渝报》，是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诞生的，是重庆近代新闻传媒的开端。
   （作者系原市外侨办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