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创办重庆第一家报纸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清廷任命宋育仁担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他得以赴欧洲,实地考察了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他眼见已实行工业革命的西欧各国,不仅物资生产发达,国民生活程度、教育程度高,而且武器精良,船坚炮利,非同小可。而此时的清王朝,还以“天朝”自诩,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不把西方列强放在眼里。如果发生战争,势必遭到惨败。他为此撰写《采风录》四卷,将所见所闻收录其中,以期唤醒国人,被誉为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他上书清廷,建议出奇兵反败为胜。并且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兵舰、鱼雷,招募澳大利亚水手组成舰队,从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但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可惜未被朝廷采纳。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细记述了此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1895年宋育仁回国,在北京参加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组织强学会,被推为都讲。他积极策划维新大计,提倡民主共和,主讲“中国自强之学”,所撰写的《时务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京城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1896年,宋育仁奉命到重庆主持四川商务矿务,设立商务局,兴办洋烛、煤油、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公司,致力实业救国。他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开办公司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这些主张,促进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时间,在重庆、成都、泸州等地,民族资本实业的创办如雨后春笋。
1897年,宋育仁在重庆创办了《渝报》,这是重庆历史上的第一家近代化定期报纸,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创办的白话报纸之一,它树起了维新旗帜,掀起四川、重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
《渝报》馆址先设在重庆城内白象街,后迁来龙巷,性质为民营,自负盈亏。宋育仁自任社长,杨道南为协理,潘清荫、梅际郇分别为正、副主笔。《渝报》办报方针,效法《时务报》和《湘学报》,以宣传维新思想、救亡图强为己任。该报以士大夫为主要对象,不设专职记者,而在各府州县委托一人采访消息,并代为售报。同时向社会征稿,并转载其它报刊的文章和消息。
《渝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鼓吹救亡图存,反对外国侵略;二是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提出“兴民权”的主张;三是主张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四是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新学人才。
《渝报》的宗旨为“广见闻,开风气”,通过报刊倡言变法维新,“去塞求通”,启迪民智,壮大维新运动。着力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披露中国危局,提出改革主张和方案,为国家富强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成为全川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
《渝报》刊登了宋育仁的《时务论》,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释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并转载了张謇撰写的《政闻录?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即如果把中国比喻为一棵树,那么,教育就是树上的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要想开花结果,根基则在兴办实业。《渝报》还详细介绍了梁启超的观点,梁启超反对科举制,认为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存在着“四弊二病”:“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渝报》办至1898年4月第15期后,因宋育仁应聘至成都主持尊经书院而停刊。
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中的四川人杨锐、刘光第是宋育仁的同道和好友,后者还是他的富顺同乡,他的悲痛可想而知。但辛亥革命得成功,对主张君主立宪的宋育仁来说,则是难以接受的变革。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成为成都颇有名望的“五老七贤”之一。1914年,宋育仁赴北京任国史馆纂修并主持馆务;1917年,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1920年,任四川国学会会长;1921年,任四川通志局总纂。晚年他隐居成都东郊狮子山“东山草堂”,一心修志著书,不问世事,编撰完成了《四川通志》初稿与《富顺县志》。1931年12月,宋育仁因病去世。
宋育仁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他所创办的《渝报》,是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诞生的,是重庆近代新闻传媒的开端。
(作者系原市外侨办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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