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驱邹容

邹容

《革命军》封面

立志救国救民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四川省巴县（今重庆渝中区）人，出身于富商家庭，自幼受维新书刊影响，萌发了革命思想。6岁入私塾，12岁读《四书》、《五经》及名家传记。父亲要他通过科举从政，他却讨厌经学的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喜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向往维新变革的新思潮，常“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

1898年，他随兄应巴县童子试，考题均为八股文，他罢考而去，遭父亲笞责而志不改。当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变法遇难的消息，他悲愤不已，作诗曰：“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表达了他的惋惜与变革志向。后入重庆经学院读书，仍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救国救民，常热衷于议论政事，以致被除名。
1901年夏天，邹容到成都参加官费留学日本的考试，被录取。不料临行前，当局以其平时思想激进，取消了他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1902年春，他冲破重重阻力，自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补习日语，大量接触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文化，革命倾向日趋增长，并结识了一些志士仁人，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刚毅勇为，常争先讲演，陈述已见，痛恨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向往中华民族的新生崛起。他发言时口齿犀利，慷慨激昂，为公认的激进分子。

撰写《革命军》

在日本留学期间，邹容撰写了《革命军》。这本书虽然只有两万多字，但它却是清末第一部系统阐述革命理论的巨著。全书共分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在书中，邹容痛斥历代满清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他从官制、兵制、田赋、捐税等各个方面，愤慨揭露了清廷对人民的压迫，指出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奴隶，而汉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因此，他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他一再强调中国要自由、富强、独立，不可不革命。邹容旗帜鲜明地号召人们以华盛顿为榜样，高举卢梭等人宣传的自由、民主旗帜，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

《革命军》定稿后，邹容写了一篇自序，文末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广为流行。孙中山在旧金山印制11000册﹐向美洲华侨散发，又命张永福印20000册，在南洋华侨中散发。据章太炎回忆，据他所知，《革命军》曾印行20多次。鲁迅说，清末的一些诗文“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作《革命军》”。

《革命军》总计畅销100余万册，是清末革命书刊中流传最广的。

万代留英名

《革命军》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这部书对当时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上海洋人巡捕房对革命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邹容在狱中受尽虐待，1905年4月3日，年仅20岁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为表彰邹容的光辉业绩，追赠他大将军的尊号。

邹容死于上海，1922年由义士刘三收其遗骸，葬于华泾镇刘家旁边空地上，1924年修墓立碑。1941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次会议决定，在重庆为邹容建立纪念碑。工程由“汉鸿顺”营造厂承建，1946年1月动工，同年6月落成。碑为八角形塔式，镌有“邹容烈士纪念碑”七个鎏金隶书大字。碑文是根据章太炎所撰写的《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一文略加修改而成，叙述了烈士生平。碑座落款为“重庆市市长张笃伦敬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重庆市政府当局将邹容出生之地柴家巷一带命名为邹容路，现为渝中区最繁华的路段。

1985年7月25日，重庆市举行纪念邹容诞辰100周年活动，笔者有幸参加。是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廖伯康、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李维嘉代表全川、重庆各界人民，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烈士的嗣孙女邹传德、嗣孙儿邹传参给祖父献了花圈。之后，专家、学者还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邹容研究学术活动。
邹容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生命像大雷雨前的闪电转瞬即逝，但却犹如长虹那样绚丽多彩。

（作者系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