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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总商会成立

文∶李薇
2017-05-04  来源:区政协办  责任编辑:区政协办

重庆总商会委员表

官倡民办  首开先河

中国商会最初是由官方倡导而建立的。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负责全国农、牧、工、商、路矿的统一管理。商部设立之初,就把组建商会作为急迫大事上奏朝廷,力陈建立商会的好处:“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认为中国要“振兴商务”,“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不仅如此,商部还拟定了《商会简明章程》,经清政府批准后在全国施行。《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并明定重庆、天津、烟台、上海、汉口、广州、厦门这七个主要商埠“均作为应设总会之处”。

为此,川东道和川东商务局奉令筹建重庆总商会。但是由于重庆商人僻处内地,思想闭塞,并不明白建立商会的好处,因此最初多不热心。为了取得商人的信任,川东商务局制订了《严惩倒骗章程》,“逢人开导”,多方召集各帮商人开会,鼓吹“兴办商会之利益”。川东道则硬性规定各商帮“公举商董,每帮二人,以便会议商务,统限一星期内回复”。

在地方政府推动下,1904年10月18日,各商帮开会成立了重庆总商会,公推号称西南首富的“天顺祥”老板李耀庭为会长,选定城内三忠祠为总商会会所,订立了《重庆商会章程》,创办了《重庆商会公报》。
重庆总商会不仅是四川成立的第一个商会,即使在全国,也是成立较早的总商会之一。总商会在经济上负责协调各方关系,掌握市场变化,维护商家利益。在政治上主张改良主义,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力挽权利  自立自强

重庆总商会成立后,推进了旧民主革命运动在四川、重庆的发展,在开办学堂、提倡戒烟、组织消防、维护治安、争取民权等方面也出力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挽回利益、振兴民族工商业。

重庆总商会成立当天,便在大门口挂出楹联,公然宣称:“登高一呼,直唤四百兆同胞同兴商战;纵目环顾,好凭数千年创局力挽权利。”明确表示不甘权益外流,要与列强展开商战。

《重庆商会公报》为此大造舆论,连续发表文章称,纵目观望,洋货充斥,国内外市场上已没有中国商人的立足之地。文章写道:“试观今日之中国,朝野上下,海澨山陬,城乡市井,公卿大夫与樵夫贩妇,虽贵贱不同,贫富各异,无—不身著洋货。可见我中国四万万同胞,皆为洋人销货赐顾之客也。举天下之人皆为外国销货赐顾之客,民安得不困,国安得不弱?”
如果要振兴民族实业,首先就是要争夺市场。开埠使重庆商人扩大了视野,希望开拓和占领商品市场。他们认为重庆位于长江上游,本来就因商贸发达而兴盛,所以充满信心。《重庆商会公报》写道,本埠“物产殷阗,而制造繁富,不特外货之内流,可以言保守,并能争外市之销场,可以言商战。安见地大物博之国,勤俭耐劳之民,其商业不能竟进也哉。”

兴办实业  立竿见影

要在商战中战胜列强,必须拥有自己的商品。重庆总商会的成员,一开始就保持着强烈的市场观念。在与列强的对比中,他们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决心奋起直追。《重庆商会公报》写道:“呜呼!英兰一隅,拓属土者数万里;扶桑一岛,致勃兴者二十年,所执何术而至于此?”以英国和日本为例,呼吁会员积极办厂,兴办近代工业。

“森昌”火柴厂首先打破了重庆“见闻落后,风气难开”的局面。l889年,渝商邓云笠、李南城、卢干臣等人赴日本考察,回重庆集资,准备进口机器设备。但有的人不相信办厂能盈利,有的人担心亏本,愿意入股者仅限于亲朋好友,碍于情面才勉强加入,甚至还有突然毁约者。但邓云笠等人坚定不移,不仅办起火柴厂,还很快取代了洋火柴。

“鹿蒿”玻璃厂创办人何鹿蒿,l903年自费赴日留学,苦研三年,掌握了全套技术。l906年返渝筹备办厂,为购买设备、聘请技师以及寻求试验熔剂等事宜,前后七次往返日本。该厂于l907年投产后,产品精美,清末三次参加成渝两地举办的赛会,均获金质奖章。在1911年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又夺得一等奖,声誉大振,成为重庆玻璃业走向世界之先声。

随后,“古清记”猪鬃厂、“求新”制革厂、“瑞华”玻璃厂、“义端行”桐油厂、“宝元通”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等数十家民族工商业陆续崛起,完成了使重庆由单纯的商贸中心,向工业、商业、金融、交通等综合性经济中心的转变。

重庆总商会成立前,本埠只有一些按行业分类的商帮,各行其是,力量弱小,难以承受大风大浪。总商会的成立,使民族实业家有了一个代表其利益,反映其要求,聚集其力量的组织,为他们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活动空间。
     (作者系原市外侨办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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