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总商会成立

重庆总商会委员表

官倡民办  首开先河

中国商会最初是由官方倡导而建立的。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负责全国农、牧、工、商、路矿的统一管理。商部设立之初，就把组建商会作为急迫大事上奏朝廷，力陈建立商会的好处：“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认为中国要“振兴商务”，“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不仅如此，商部还拟定了《商会简明章程》，经清政府批准后在全国施行。《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并明定重庆、天津、烟台、上海、汉口、广州、厦门这七个主要商埠“均作为应设总会之处”。

为此，川东道和川东商务局奉令筹建重庆总商会。但是由于重庆商人僻处内地，思想闭塞，并不明白建立商会的好处，因此最初多不热心。为了取得商人的信任，川东商务局制订了《严惩倒骗章程》，“逢人开导”，多方召集各帮商人开会，鼓吹“兴办商会之利益”。川东道则硬性规定各商帮“公举商董，每帮二人，以便会议商务，统限一星期内回复”。

在地方政府推动下，1904年10月18日，各商帮开会成立了重庆总商会，公推号称西南首富的“天顺祥”老板李耀庭为会长，选定城内三忠祠为总商会会所，订立了《重庆商会章程》，创办了《重庆商会公报》。
重庆总商会不仅是四川成立的第一个商会，即使在全国，也是成立较早的总商会之一。总商会在经济上负责协调各方关系，掌握市场变化，维护商家利益。在政治上主张改良主义，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力挽权利  自立自强

重庆总商会成立后，推进了旧民主革命运动在四川、重庆的发展，在开办学堂、提倡戒烟、组织消防、维护治安、争取民权等方面也出力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挽回利益、振兴民族工商业。

重庆总商会成立当天，便在大门口挂出楹联，公然宣称：“登高一呼，直唤四百兆同胞同兴商战；纵目环顾，好凭数千年创局力挽权利。”明确表示不甘权益外流，要与列强展开商战。

《重庆商会公报》为此大造舆论，连续发表文章称，纵目观望，洋货充斥，国内外市场上已没有中国商人的立足之地。文章写道：“试观今日之中国，朝野上下，海澨山陬，城乡市井，公卿大夫与樵夫贩妇，虽贵贱不同，贫富各异，无—不身著洋货。可见我中国四万万同胞，皆为洋人销货赐顾之客也。举天下之人皆为外国销货赐顾之客，民安得不困，国安得不弱？”
如果要振兴民族实业，首先就是要争夺市场。开埠使重庆商人扩大了视野，希望开拓和占领商品市场。他们认为重庆位于长江上游，本来就因商贸发达而兴盛，所以充满信心。《重庆商会公报》写道，本埠“物产殷阗，而制造繁富，不特外货之内流，可以言保守，并能争外市之销场，可以言商战。安见地大物博之国，勤俭耐劳之民，其商业不能竟进也哉。”

兴办实业  立竿见影

要在商战中战胜列强，必须拥有自己的商品。重庆总商会的成员，一开始就保持着强烈的市场观念。在与列强的对比中，他们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决心奋起直追。《重庆商会公报》写道：“呜呼！英兰一隅，拓属土者数万里；扶桑一岛，致勃兴者二十年，所执何术而至于此？”以英国和日本为例，呼吁会员积极办厂，兴办近代工业。

“森昌”火柴厂首先打破了重庆“见闻落后，风气难开”的局面。l889年，渝商邓云笠、李南城、卢干臣等人赴日本考察，回重庆集资，准备进口机器设备。但有的人不相信办厂能盈利，有的人担心亏本，愿意入股者仅限于亲朋好友，碍于情面才勉强加入，甚至还有突然毁约者。但邓云笠等人坚定不移，不仅办起火柴厂，还很快取代了洋火柴。

“鹿蒿”玻璃厂创办人何鹿蒿，l903年自费赴日留学，苦研三年，掌握了全套技术。l906年返渝筹备办厂，为购买设备、聘请技师以及寻求试验熔剂等事宜，前后七次往返日本。该厂于l907年投产后，产品精美，清末三次参加成渝两地举办的赛会，均获金质奖章。在1911年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又夺得一等奖，声誉大振，成为重庆玻璃业走向世界之先声。

随后，“古清记”猪鬃厂、“求新”制革厂、“瑞华”玻璃厂、“义端行”桐油厂、“宝元通”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等数十家民族工商业陆续崛起，完成了使重庆由单纯的商贸中心，向工业、商业、金融、交通等综合性经济中心的转变。

重庆总商会成立前，本埠只有一些按行业分类的商帮，各行其是，力量弱小，难以承受大风大浪。总商会的成立，使民族实业家有了一个代表其利益，反映其要求，聚集其力量的组织，为他们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活动空间。
     （作者系原市外侨办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