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重庆的城门

东水门及城墙遗址（罗大万摄）

民国初年的通远门及城墙（唐维华供）

重庆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战国时期就有地方官筑城自卫。根据史书记载，第一位筑城者名叫张仪。公元前314年，秦灭巴国，并将原巴国政治中心江州置为江州县，秦军统帅张仪便在此筑城。之后筑城的是三国时期的江州都督李严，他是蜀汉的将领，当时负责江州（今重庆）的防务。到宋代，为抗击蒙古军队，彭大雅再次筑城，使之成为一座扼控川东、屏障川西的军事重镇。

13世纪初，中国北方草原上蒙古族兴起，成吉思汗统率游牧民族，建立了蒙古汗国。当时在中国并存着若干个政权，南方有汉族宋国，北方有女真族金国。向西有西夏国，再西有西辽及其属下的畏兀儿。向南有大理国，西南还有吐蕃国。从1205年到1226年间，蒙古6次出兵攻西夏，西夏国亡。从1231年开始，蒙古攻金，联合宋军，经多年征战，于1234年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金亡。

蒙古曾与南宋订立盟约，许诺灭金以后，将河南之地归还南宋。但金亡之后，蒙古拒不履行盟约。为此，宋理宗趁蒙军北上之机，命赵葵率军前去收复汴京等地，宋军行至洛阳附近，遭蒙古重兵围攻，全军溃败。蒙古大汗窝阔台以南宋破坏盟约为借口，命令皇子阔端率军进攻四川，曲出率军进攻襄阳，拉开了宋蒙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从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

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彭大雅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他曾出使过蒙古，知道蒙军骑兵厉害，不修城墙难以抵挡。所以上任后就开始筹划扩建老城。有人不赞同，说是工程浩大费力费钱。彭大雅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 1240年城墙竣工，至少有四个城门，因为据记载彭大雅在四个城门都立石明志，自称筑此城“为西蜀之根本。”但在《元史》和《宋史》中，却提到重庆已有洪崖、千厮、镇西、熏风、太平五门。

经过元末的战乱，到明代初期，指挥使戴鼎进行了重庆城建史上最大规模的筑城工程，这是重庆历史上第四次筑城。据清代王尔鉴主编的《巴县志》记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至此，重庆城规模初具，其城墙、城门虽经历多次修葺，没有大的变化，一直延续到近代。

晚清时期，张云轩绘制了《重庆府治全图》，这是一幅套色木刻印制的彩色地图，标明了当时的城墙、街道、官署、宫观、民居、山川、河流、水陆交通等情况，十分详细。19世纪80年代，本埠慈善家刘子如绘制了《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依据的也是张云轩的旧图。

重庆城的最大特征就是有“九开八闭”之门。九座开门取名朝天、东水、太平、储奇、金紫、南纪、通远、临江、千厮；八座闭门取名为翠微、金汤、人和、凤凰、太安、定远、洪崖、西水。一开一闭相间排列，但在储奇门和金紫门之间无闭门，以合八闭之数。开门都比闭门大，而且有城楼建筑，有的还有瓮城。其中最大的是朝天门，可谓重庆的正门。在以后的年月中，各门因其使用价值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民间有谚云：

“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千厮门，花包子，白雪如银；洪崖门，广船开，杀鸡敬神；临江门，粪码头，臭得死人；定远门，较场坝，舞刀弄棍；通远门，锣鼓响，看埋死人；金汤门，木棺材，大小齐整；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凤凰门，川道拐，牛羊成群；金紫门，恰对着，镇台衙门；储奇门，药材行，医治百病；人和门，火炮响，总爷出巡；太平门，老鼓楼，时辰极准；太安门，太平仓，积谷利民；东水门，正对着，鲤跳龙门；翠微门，挂彩缎，五色鲜明；西水门，溜跑马，快如浮云。”

但鲜为人知的是，重庆还有一个城门，实际上共有18个城门。

国民政府于1928年8月颁布的《市组织法》，将市作为省与县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据此，1929年2月15日重庆建市，第一任市长为潘文华。同年重庆市工务局公布《开辟重庆新市区说明书》，陆续开辟中区、南区、北区，大兴土木。虽说那时重庆城内的建筑已是西南地区的表率，但多为砖木结构，自来水厂尚未修建，一旦发生火灾，总会造成极大损失。

1930年3月14日夜，东水门大火，延烧店铺1000余家，死伤10余人。1931年12月22日，千厮门蔡家湾一带再次突发一场大火，延烧1000多户，被烧死者多达200余人。乞丐帮的大本营洪崖洞亦遭灾，大火封洞，死者甚众。有文史老人回忆，次日他爬在沧白路城垣上，还看见从洞中拖出若干具半焦尸体。

事后当局展开调查，居民普遍反映，在这两次火灾中，都因为当时还原封不动的沿江老城墙高不可越，而蔡家湾又没有城门，火封道路，人们想跑也跑不掉，所以烧死多人。

为此，由大户绅粮集资捐款，在二郎庙、丁字口附近挖开一段老城墙，建造了城楼和拱型劵洞，像模像样兴建了一个城门，具体位置在今棉花街“家乐福”背后。这个城门上接沧白路，下通千厮门，不仅方便市民行路，也方便了南来北往的客商。那时曾有人提议给该城门取名，风格与老城门统一，但有人反对说，现在是民国了，不搞封建那一套，遂止此议。市民呢，干脆就叫它“新城门”，久而久之，约定俗成。抗战时期重庆大修马路，老城墙多被拆毁，四通八达，“新城门”可有可无，不久亦被拆毁。

（作者系重庆市政协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