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埠

中英《烟台条约》

开埠初期的重庆城

列强觊觎重庆

开埠，是指一座城市向世界市场开放。

清代的重庆因拥有水运之便，已成为中国东西部之间粮食、木材、棉麻、山货、药材和洋广杂货的物资集散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贸易，吸引了大量商业性移民，到鸦片战争前夕，重庆已是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城市。

1840年和1856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英、法等国在中国取得了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内河航行、协定关税、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权益。但是，英法帝国主义并不满足，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英国，觊觎中国广大的内地市场，急切地想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开埠重庆，为其在西部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开辟道路。

1861年，一批外国冒险家乘帆船逆长江而上，行至奉节县而止，沿途搜集水流险滩和帆船航行资料，随后提出轮船入川应该具备的条件报告。

1869年，英国派遣上海英商商会代表和驻汉口领事分批到达重庆，了解商情，搜集各类情报，为英国势力侵入和在重庆开埠做准备。

1874年，英、法、美驻华公使，因三国货船载洋货入四川被扣留，借机要挟，在北京联名提出抗议，试探清政府对洋货入川的态度。

在鸦片战争中大吃苦头的清朝政府，不希望洋人深入内地，反对在内地开埠。

“马嘉理事件”

英国占领缅甸后，力图打通经云南到四川的路线。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企图开辟滇缅交通线。英国驻北京公使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

次年2月，马嘉理带领英国武装探路队擅入云南腾越蛮允山寨，遭到当地军民阻拦。马嘉理首先开枪击杀数名群众，云南军民奋起还击，将马嘉理击毙，柏郎率领的武装远征队也被逐出境。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

英国以“滇案”为借口，向清政府漫天要价，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9月13日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在这个本为解决云南事件的条约中，却加进了许多与此事件毫无关系的条款，允许宜昌等地开埠和英国派员驻寓重庆就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在《烟台条约》第三条第一款中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

这项规定是清朝政府的最后借口，用心良苦。川江滩多水激，你们英国人有本事把轮船开到重庆，咱们再说开埠的事情。

《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

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加快了开埠重庆的步伐。1882年英国领事贺西到达重庆，并于1884年设立英国领事馆。

因《烟台条约》规定以轮船到达为开埠前提，所以英国极力怂恿英国轮船主尽快把轮船开到重庆。1885年，英国商人立德乐向清政府申请宜昌、重庆之间航行执照。1887年，立德乐组建川江轮船公司，并将在英国特制的轮船运抵上海，次年装配完毕，准备试航川江。

英国驻华公使积极配合，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发给立德乐执照。为此，中英间开始谈判，并于1890年3月31日签订了《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第一款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至此，英国取得了将重庆开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依据。

1898年3月，立德乐率“利川”轮开到朝天门，符合《烟台条约》规定，清政府只得同意开放重庆，允许外国商民前来经商和居住。

被迫开埠

1891年3月1日，英籍重庆海关首任税务司好博逊，以朝天门附近的“糖帮公所”为关址，正式建立了海关，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其他国家也根据不平等条约中有关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取得了在重庆通商的特权。

此时的日本，因尚未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所以不能分享开埠的权益。日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当其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后，就把重庆开为商埠的内容写入了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该条约第六款对重庆辟为通商口岸及其对华通商事宜作了广泛的规定：一、辟重庆等地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二、“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三、日本轮船可以搭行客、装运货物从湖北宜昌溯江而上至重庆，且其货物只须交纳所定进口税；四、日本臣民可以在重庆等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以及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

开埠使古老的重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其近代化历程，成为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起点。

（作者系原重庆市政协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