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古今谈

    提案，这一提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最著名的提案是1938年秋在国民参政会议上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提出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可谓字字千钧，被著名的新闻记者邹韬奋评论为：“寥寥11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的，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古今中外都有提案，我国的提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察诸史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但那时不叫提案，而叫“奏疏”。上“奏疏”的人不是“国民参政”的普通议员或现在的政协委员，而是侍御史、都御史、监察御史、谏议大夫等一类的“言官”，受理者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君。我国在辛亥革命前的两千多年以来，都是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政体，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需要，在吏、户、礼、兵、刑、工的“六部”之外，又设立了御史台、谏院、都察院等一类专门为从事监察、弹劾和向朝廷“建言献策”的机构，这些机构中的官员统称言官，又叫谏官。这些官员“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通掌弹劾及建言”、“品秩低而权限广”，是封建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职务和人物。

言官的官位虽不高，但他们的职责却是非常崇高的，代表了所有文职官员的共同信念，即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要向君主进献忠言，哪怕会有杀头的危险也要在所不惜。我国历史上的每朝每代都有这样的“苟利国家生死以”而不顾自身安危的“铁面御史”和仁人志士。朝廷对言官的要求也很严格，不是让你来光享俸禄而不从政、议政的，规定“一百日不言者，罢为外官。”但是对奏疏的要求就不怎么严格，上至军国大事，下至花鸟虫鱼，都可以“臣有本奏”，向皇上献上一言。如果皇上认为有参考价值，就在奏疏上画个圈或者写上“留中”二字，清朝皇帝则爱写“知道了”；如果皇上认为很重要，就提起御笔批上“着某部议处”，交由某部办理。由于对奏疏的内容和质量没有限制，又必须经常都要写，就出现了一些只图完成任务的庸吏和毫无意义的废话。这种人物、这些情况，历朝历代都有。例如，北宋徽宗时，有个名叫王平的监察御史，他在御厨房发现御膳中竟有一根头发，便气急败坏地上奏疏告状，且用词十分工整曰：“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状。”意思是说皇上的龙体是何等金贵，吃下去了怎么办？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严加惩处那些心怀叵测的御膳房的厨师。徽宗皇帝看后认为这虽是小事一桩，但“王爱卿忠心可嘉”，便赏绫50匹，使得那些同僚们既羡慕又嫉妒，背地里都称他为“弹发御史”。南宋高宗时还有个“鹅鸭谏议”。他是谏议大夫，在金兵南侵的紧急关头，却上奏疏建议禁止宰杀猪羊，同时还应禁止宰杀鹅鸭，以示皇上仁慈好生之德。金兵中有员大将号称“龙虎大王”，作战十分勇猛，于是，一位姓胡的侍郎便说：“这下好了，他有龙虎大王，我们这里出了个‘鹅鸭谏议’，足以当之。”从此，人们便把这个不知好歹的谏议大夫称为“鹅鸭谏议”。

明世宗嘉靖年间，有个御史说他看到街上各个茶食店铺做的糖饼子大小不一，“大者省工而费料，小者省料而费工”，因而建议要大小一样，既省工又省料。嘉靖帝看了之后在他的奏疏上批曰：“多事！”明宪宗成化年间，一位御史说京城车辆拉车的骡子和毛驴混杂在一起，而骡子性子急力气大，毛驴性子慢力气小，将它们混杂在一起驱使，有违上天造化之功，好生之德，恳请皇上“顺适物情”，让骡子和毛驴分道行车。明宪宗看了后一笑置之。明孝宗弘治年间，又一位御史上奏的“军国大计”说：京城的人爱穿马尾衬裙，因此公家的马匹经常被人偷拔马鬃和马尾，这样会贻误军机，应当禁止和革除好穿马尾衬裙的“陋习”。明孝宗批道“小题大作。”

新中国最早的提案是由李济深和郭沫若所提。1949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新中国的开国之会，立国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诞生。在会上，李济深、郭沫若等44位委员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的第一个一号提案。

经过60余年的风风雨雨，政协提案已成为民意表达的最佳形式，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每年全国政协开会时，各民主党派和委员们提出的提案中，凡涉及国计民生的提案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作者系云南省南涧县第一中学教师）